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提速

　　郡县治，天下安。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然而，目前我国县域商业发展依然滞后，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与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还存在差距。

　　为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和农民增收，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财政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今年4月印发的《关于支持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我国定于2022―2025年支持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到2025年，要建立完善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县域商业体系。

　　专家表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对于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项行动当中，中央财政资金为高质量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能，通过财政资金“小投入”，撬动社会资本“大投资”，共同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加强支出管控，确保财政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充分释放县域经济增长潜力

　　“在疫情蔓延的当下，要着力稳住消费基本盘，进一步释放县乡消费潜力是关键。”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执行院长倪建伟告诉记者，《通知》的印发旨在通过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和农民增收，充分释放县域经济增长潜力。

　　“我国农村居民形成的强大消费能力，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稳定增长预期的新亮点。”倪建伟介绍，《通知》把县域商业作为关键抓手，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县域是承“城”启“乡”的关键所在。无论从人口体量还是经济体量，县域都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县域是纵向行政体系的关键一环，具有承接城市辐射、带动乡村发展的“承上启下”作用，特别是乡镇和村落的发展，对县域依赖性较强。

　　其次，县域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从现实数据看，2021年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为38.2万亿元，乡村仅为5.92万亿元。进一步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万元，农村为1.59万元，城乡比例约为2∶1，在中西部地区这一差距更大。如果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占比能够实现1.5∶1左右，县域经济所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将被极大地释放出来。

　　最后，县域商业具有强大的链接效应。以往，我国促进经济增长常用的政策工具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重点聚焦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方面。这对于基础设施处在相对不完善阶段而言，政策工具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随着高品质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同时体现在对品质消费、精致生活、新鲜商品的追求。与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商业发展更能激发居民消费热情，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从去年的多次部署到今年的再次强调，加快建立县域商业体系正是抓住了阻碍县乡消费的难点和堵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流通产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孙开钊告诉记者，在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大背景下，我国发展县域商业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县域地区由于数量多，分布广，极易出现市场割裂的状态，但同时全国县域GDP的总和约占全国GDP总量的41%。因此，激活县域商业经济不仅能有效应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冲击，还能够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能够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县域地区作为沟通联系城乡的桥梁和纽带，是农民进城、就业安家、城乡要素跨界配置的天然载体，县域商业经济的发展将极大地增强城乡融合的黏性。

　　三是能够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县域地区上接城市、下联农村，是工业品、生产资料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也是农产品上行的主要载体。因此，县域商业经济的发展将促进各类商品流通，对增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产生重要的意义。

　　四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县域商业经济的释放可以极大地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有利于补齐短板，培育本地特色产业更好地承接外部产业转移，进而推动我国产业整体转型升级。

　　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注入动能

　　在建立县域商业体系的诸多关键要素中，《通知》明确，中央财政资金主要聚焦县域商业体系中的市场缺位和薄弱环节，发挥县城和乡镇的枢纽、节点作用，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辐射带动县域商业整体提升。

　　县域连接城镇和乡村，流通串起生产与消费。“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对于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起到决定作用，尤其是中央财政资金可直达关键环节、关键领域，起到直接支持和间接引导的作用。”孙开钊告诉记者，从直接支持角度看，中央财政资金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到改善优化消费渠道，基本上涵盖了县域商业体系的关键领域。从间接引导角度看，中央财政资金所直达的领域，也是引导和带动地方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向的相关领域，为社会资本投资创造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条件，进而与政府投资形成良性互动。

　　县一级在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居住在乡村的5亿多人口，其日常消费主要集中在县域乡镇。在倪建伟看来，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保重点。比如，《通知》在“补齐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短板”中强调，要“以人口相对聚集的乡镇为重点”，而不是“县、乡、村”一起抓。相反，在具体要求中，《通知》明确，“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村级便民商店”不属于中央财政支持方向。由此可见，中央财政在支持方向的选择上，是有明确的重点。二是带动引领。财政资金具有风向标作用，财政资金投入到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会产生一定的发展预期，进而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三是促进制度建设。此次《通知》不仅明确了县域商业建设的基本内涵，还清晰勾勒出了县域商业建设的重点任务。尤为重要的是，《通知》对财政资金如何支持县域商业发展，如何规范资金使用等方面，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种精准的制度设计所形成的“四梁八柱”，对于整个县域商业建设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

　　撬动社会资本，共谋高质量发展

　　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光靠中央财政投入显然不行。《通知》明确，充分发挥县域商业补助资金引导作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贷款贴息、购买服务、以奖代补等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

　　“‘无商不活’是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普遍认识。商业活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机制，依赖于社会资本。”倪建伟告诉记者，社会资本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需要加大政策引导撬动力度，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从底层逻辑看，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是市场活力所在，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支撑，任何商业体系的建设都离不开社会资本，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也必须依靠社会资本。

　　“如果说财政资金是‘保重点’，那么社会资本就是‘管其他’”。倪建伟说，“这里面又可以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效益的领域，这是社会资本会主动进入的领域，政府要做的就是‘不作为’。比如，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社会资本很主动，已经形成自身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呈现出县域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二是无效益或暂时无效益的领域，这是社会资本会犹豫进入的领域，要政府加强引导。比如，从全国看，中西部地区县域收入水平低、人口规模小，短期效益肯定有限，甚至无利可图。中央财政应当在延续对口支援等传统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引导。”

　　“如果说中央财政资金起到了输血功能，那么社会资金则孕育了造血功能。”孙开钊分析称，县域商业体系长远的完善和运行依赖于社会资本的投入和良性循环。因此，应处理好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创新多种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县域商业建设，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提升投资效能，共同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

　　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为加强资金管理，《通知》强调，各省县域商业补助资金最终安排使用到县(市、区、旗)的比例不低于90%，优先支持有条件的脱贫县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鼓励西藏整区推进。县域商业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征地拆迁，不得用于支付罚款、捐款、赞助、投资、偿还债务以及财政补助单位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

　　“有效的资金监管是促进财政支持建设县域商业体系的重要保障。”倪建伟认为，《通知》在专款专用、全过程监督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资金监管的总体框架，对确保项目资金的规范高效使用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采用因素法分配财政补助资金，让“用钱”更有依据。其二，采用排除法列出避免重复投入的“负面清单”，让“用钱”更有针对性。其三，采用全过程考核，形成资金监管闭环，让“用钱”更清晰高效。

　　倪建伟建议，各地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实际发挥社会监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在浙江一些地区，由热心市民、乡贤组织、媒体等共同参与的财政资金监管，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监督的具体体现。同时，中央财政也可以考虑适度放权下的激励性监管，这对于长远的监管体系建设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孙开钊坦言，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关于财政资金的使用，老百姓最熟悉的比喻有两个：一个是一定要“好钢用在刀刃上”，一个是千万别“打了水漂儿”。前面这个比喻，是说财政资金有限、非常宝贵，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所以要把钱花在最急需的地方；后面这个比喻，则道出了百姓的担心：财政资金不但要花对地方，更要花出实效，绝不能糟蹋浪费。

　　“其实，《通知》之所以要加强资金管理，就是要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孙开钊告诉记者，近年来，各级财政不断完善资金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监管，通过建立相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等方式，强化资金使用效率。这些举措无疑将避免资金挪用等问题的出现，有助于实现财政资金的专款专用和县域商业项目的精准资助，确保资金能够用到最恰当的地方，真正达到政策设计的初衷。